同志们：

今天，我们利用周末时间召开这个会议，既是一次“战中考”的成果盘点会，也是一场“再出发”的动员部署会。上周，我带着县委政法委、信访局、应急管理局的同志跑了7个乡镇、3个社区，走了12个网格点，和20多位网格长、调解员、志愿者聊了聊。在XX镇矛盾调解中心，看到老周调解室挂着的“有事找老周，事儿准能办妥”锦旗；在XX社区“银龄议事厅”，听到82岁的王奶奶说“现在楼道灯坏了，手机上报半小时就来人修”；在XX派出所“警民联调室”，翻到调解台账上“本月化解邻里纠纷23起，其中17起是群众主动参与调解的”——这些鲜活的场景，比任何数据都更有说服力。这说明，只要我们把社会治理的“根”扎进群众土壤里，把“劲”使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就一定能画出最大“同心圆”。

下面，我结合近期调研和平时掌握的情况，讲三点意见。

一、回望攻坚路：以“钉钉子精神”啃下硬骨头，在守正创新中厚植治理底色

今年3月，县委、县政府部署开展社会治理重点工作攻坚行动，明确提出“矛盾纠纷化解率提升10%、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达98%以上、基层治理力量下沉覆盖率达100%”三大目标。四个多月来，全县上下以“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要冲刺”的姿态，推动社会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从“单一管理”向“多元共治”转变、从“传统手段”向“数字赋能”转变。这里，我重点讲三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矛盾化解网”越织越密，变“事后救火”为“事前预防”。 攻坚行动启动以来，我们创新推行“三级排查+四色预警”机制：村（社区）每天开展“敲门行动”，重点排查婚恋家庭、邻里纠纷等“微矛盾”；乡镇每周召开“矛盾分析会”，对排查出的问题分类建档；县级每月召开“风险研判会”，对可能升级的隐患实行“一案一策”。XX镇创新“田埂调解法”，组织网格员、老党员、种粮大户在田间地头开“流动调解会”，累计化解土地流转、灌溉用水等纠纷47起；XX乡建立“乡贤评理堂”，邀请退休干部、非遗传承人等德高望重人士参与调解，成功化解12起多年积案。截至7月底，全县累计排查各类矛盾纠纷2895件，化解2851件，化解率达98.5%，其中12345热线投诉量同比下降23%，“民转刑”案件实现“零发生”。这让我深刻体会到：矛盾纠纷就像“未爆弹”，早发现、早处置，就能避免“小问题拖大、大问题拖炸”。

第二，“服务群众圈”越扩越大，变“政府端菜”为“群众点菜”。我们坚持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治理成效的“试金石”，创新推出“民生微实事”项目。XX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问题，利用闲置社区用房建成“幸福食堂”，采取“政府补贴+居民自费”模式，每天为60岁以上老人提供3元早餐、5元午餐，开业3个月累计服务2800余人次；XX镇针对留守儿童的课后托管需求，组织教师、志愿者开设“四点半课堂”，不仅辅导作业，还开展红色故事宣讲、手工制作等活动，家长都说“孩子开心，我们放心”；XX街道建立“民生需求清单”，通过“线上问卷+线下走访”收集群众诉求127条，已解决119条，其中“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背街小巷路灯改造”等12项工程被列入年度民生实事。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在XX村“村民议事会”上，78岁的老党员李大爷提出“村道两旁缺少休息椅”，村“两委”当天就现场办公，3天后6把木椅就安装到位。他说：“干部把我们的话当回事，我们更要把村里的事当自家事。”这启示我们：社会治理的温度，藏在每一次俯身倾听里；治理的合力，源于每一件民生小事的回应。

第三，“数字赋能键”越按越活，变“经验驱动”为“数据驱动”。我们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推动社会治理从“人力密集型”向“科技精准型”转变。县社会治理指挥中心整合了公安、城管、应急等12个部门的23类数据，建成“一屏观全域、一键查动态”的智能平台，今年以来通过视频巡查发现并处置占道经营、消防通道堵塞等问题327起，处置时效从平均2小时缩短至15分钟；XX社区试点“智慧社区”APP，居民可以在线报事报修、查询政策、参与投票，上线3个月注册用户达86%，物业投诉量下降41%；XX派出所推广“AI+反诈”预警系统，通过分析群众通话、短信异常行为，精准拦截诈骗信息1200余条，为群众挽回损失80余万元。前两天，我在指挥中心看到工作人员通过无人机巡查发现某水库堤坝有渗漏点，立即调度水利部门现场处置，避免了可能的险情。这让我更加坚信：科技不是冰冷的代码，而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加速器”，关键要让数据“跑起来”、让群众“用得上”。

二、直面问题短板：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找差距，在清醒认知中强化责任担当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当前社会治理还存在一些短板弱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基层治理力量“头重脚轻”。部分乡镇（街道）存在“重部署、轻落实”现象，对网格员的管理停留在“签到打卡”，缺乏系统的培训和指导。比如，有的网格员反映“每天要上报10多项数据，却没有时间和群众深入交流”；有的村（社区）“两委”成员年龄偏大，对“智慧平台”操作不熟练，导致“数据下不去、问题上传慢”。上周调研中，XX村网格员小张说：“我负责的网格有320户，光录入人口信息就花了半个月，入户走访只能挑晚上，很多群众白天不在家，沟通不够深入。”这说明，我们在减负赋能上还需要下更大功夫。

二是科技应用存在“表面文章”。个别部门把“数字化”当成“政绩工程”，重平台建设、轻实际应用，导致“数据孤岛”现象突出。比如，应急管理部门的“安全隐患排查系统”和住建部门的“建筑安全监管系统”数据不互通，同样的企业信息要重复录入两次；有的社区虽然安装了智能监控，但缺乏专人分析数据，监控屏幕成了“摆设”。前几天，我去XX社区查看“智慧安防”系统，发现监控画面模糊，保安说“设备老化，修了几次没修好”，这反映出我们在科技投入的精准性、运维的持续性上还有差距。

三是群众参与存在“冷热不均”。 总体来看，老年群体、党员干部参与社会治理比较积极，但青年群体、新业态从业者参与度不高。比如，在XX镇“乡贤参事会”中，35岁以下成员仅占8%；在XX社区“议事协商会”上，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代表从未参加过。部分群众存在“等靠要”思想，认为“社会治理是干部的事”，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上周，我在XX村参加“环境整治动员会”，到场的大多是60岁以上老人，年轻人都说“打工忙，没时间”，导致村道两旁的垃圾清理进度缓慢。这说明，我们在发动群众、凝聚共识上还需要创新方法。

同志们，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更是改进的方向。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就会成为制约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拦路虎”。我们必须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把问题找准、把根源挖深、把措施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