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至3月，县农业农村局会同县委政研室组成联合调研组，深入XX乡、XX镇等3个乡镇12个行政村，通过入户访谈、院坝座谈、账册查阅等方式，走访村民XXX户、村组干部XX名，对村民主体作用发挥情况进行专题调研。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村民参与环境整治的现状

（一）政策驱动下各方力量集中参与。一是项目带动型参与量大面广。2024至2025年，XX镇依托中央预算内投资XX万元，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覆盖6个行政村。施工期间，各村按要求组织村民投工投劳，累计出工XXX工日，但其中领取误工补贴的占比达XX%，无偿投工不足XX%。项目完工后，参与人数陡降，XX村日常保洁队伍从项目期的XX人缩减至2人。二是检查评比倒逼的临时动员。县级每季度组织人居环境考评，排名末位约谈。走访发现，XX村在2025年第三季度考评前一周，紧急组织XX名党员和低保户清扫主干道、掩埋陈年垃圾，考评通过后迅速回潮，村口水塘边半个月内又堆积塑料袋、农药瓶等废弃物。这种突击式参与，群众戏称“赶考卫生”。三是村规民约约束力有限。12个行政村均将“门前三包”写入村规民约，但违约处置条款模糊。XX村一户长期将建筑废料堆占路边，村干部多次规劝无果，因缺乏刚性约束，周边XX户跟风堆放，形成卫生死角。

（二）内生动力驱动群众自发探索。一是自主组织萌芽零星出现。XX镇XX村第4村民小组，2025年6月由老会计牵头，自发成立“清洁互评小组”，9户成员每月轮流检查房前屋后并打分，季度汇总在外墙上贴“红脸”“笑脸”标识。试行半年后，组内乱倒垃圾现象下降明显，但这一做法在全乡仅此一例，邻近村组并未效仿。二是积分制试点释放激励信号。2025年7月，县乡村振兴局在XX镇XX村开展“乡村治理积分制”试点，将庭院卫生、垃圾分类等量化赋分，村民可到村部“积分超市”兑换食盐、酱油、洗衣皂等。截至2025年12月，该村累计参与XXX户，兑换积分XXX万分，庭院整洁度向好。但超市货品由村集体资金采购，品种仅XX种，有村民直言“想要的换不到，能换的没兴趣”。三是乡贤能人捐资引路。XX乡XX村乡贤理事会2025年募捐XX万元，在入村口修建石砌花坛、栽植桂花树，景观提升后，周边XX户主动翻修院墙。但花坛后续管护未安排专人，3个月后杂草丛生，乡贤捐资热情有所降温。

（三）环境改善产生反向拉力。一是居住舒适度提升留住部分青壮。XX镇XX村完成改厕、改圈和排污管道铺设后，2025年返乡翻建房屋有XX户，比2023年增加XX户。调研与其中X户交谈，均提到“老家卫生条件好了，愿意回来住”。二是小规模经济开始嫁接。XX乡XX村将一处占地XX亩的黑臭坑塘清淤改造后，引入荷花种植，2025年暑期吸引周边游客XXX余人次，带动附近村民摆摊售卖绿豆汤、时令蔬果，户均增收约XXX元，村民从维护坑塘主动性增强。三是面子观念促成良性攀比。部分村庄在观摩交流中看到邻村整洁面貌，产生心理落差。XX村支书在参观XX村后，回村当晚召集组长开会，主动将本村一处垃圾散落点列入整治清单，村民配合度较高。

二、制约主体作用有效发挥的梗阻

（一）参与渠道路径不清晰。一是村民议事机构运转不实。被调研村均设有村民理事会或监事会，但专门就环境整治事项召开会议的仅占XX%。XX村理事会成员XXX反映，2024年至2025年间，涉及环境整治的议题由村两委直接拍板，从未提前征求理事会意见。群众不知情，也就难以形成共建自觉。二是“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机制空转。按规定，向村民收取垃圾清运费、筹集环境整治物料须经民主表决程序。但XX村2025年按人头收取垃圾转运费每户每年XX元，村干部在微信群通知后就启动征收，未开过村民会议或户代表会议，引发部分村民拒缴，当年实收率仅XX%。三是信息公开缺位滋生疑窦。XX村2025年获得人居环境整治以奖代补资金XX万元，资金使用明细仅以一张A4纸贴在村部公示栏，包含“人工费X万元”“材料费X万元”等笼统条目。村民追问碎砖砂石采购单价、用工单价时，村干部无法当场给出清晰凭证，加剧不信任情绪。

（二）利益牵引效果不明显。一是环境产出与个人收益脱钩。村庄公共空间清理后产生的美化溢价、土地增值收益，与普通村民关联微弱。XX镇XX村将村口废弃晒场改建为小游园，周边宅基地私下交易价格上涨，但收益全归原使用权人，未参与议价和分成协商，村民感到“公家的事与己无关”。二是公益岗位设置未能充分覆盖参与意愿。调研村保洁员、护路员等公益岗合计XX个，绝大多数由脱贫户、监测户经乡镇直接审批上岗，一般村民无渠道申请。XX村一名常年义务清扫通组道路的低保户，因不属于指定公益岗，没有任何补贴，旁人有怨言。三是政策投放模式催生“等靠”心态。近三年，上级累计向调研乡镇拨付人居环境整治资金XX万元，以项目包干、工程发包为主，村民直接经手管护资金的机遇几乎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