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好“领导讲话”稿？接受任务后，我确实折腾了一番。看书看报，搜集资料，阅读范文，研究技巧。朝思暮想，苦心经营，白天吃饭不香，夜里辗转反侧，写了改，改了写，一稿又一稿，领导总是不满意。真是愁死了，苦死了。“师兄”见我连日坐在计算机前，愁容满面，焦躁不安，起了怜悯之心，私下传授三条“锦囊妙计”：戴好帽子，填好肚子，穿好靴子。我仔细一想，茅塞顿开。

何谓“帽子”？就是文章一上手先写一段与主题无大关联的，各类讲话、报告可以通用的开头语。一般是：在某某领导下、指导下（有的还应加上“英明”、“正确”等），帮助下、支持下（最好再加上“大力”、“积极”等），以及引导下、启发下、激励下、督促下，等等等等。要面面俱到，从中央到顶头上司到兄弟部门、合作单位……哪一家都不能落下。这样做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多余的，实际上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其一，它表明，工作成绩主要是上级的，可使上级领导满意。其二，成绩也有兄弟部门的一份，可让合作者、关系户们高兴。其三，它还隐含着“出了问题也不能完全算在我头上”（这一点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为什么把它叫做“帽子”？就因为戴上它既引人注目，又能“遮风挡雨保护脑袋”。

何谓“靴子”？就是把话讲完后再来一段结束语。比如：加强领导，加大力度，团结一致，奋力拼搏，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或者是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经验……云云。一定要上面怎么说，你就怎么讲，不要随意走样，还要像标语口号那样，硬气一点、干脆一点，体现出鲜明的政治立场，发挥强烈的宣传鼓动作用。这一段看起来像故弄玄虚、画蛇添足，实际也是“十分十分重要的”。缺了这一段，怎能表现出“和中央完全保持一致”？怎么能表明自己对领导的批示总是紧跟照办？怎么能向领导表示出“决心、信心和忠心”？

要“清醒”地认识到，“帽子”和“靴子”对文章不是内容而是形式，不是实体而是包装。就像卖月饼一样，搞个镀金镶玉的盒子，必然引起“贵宾”或送礼给“贵宾”的人们的注意，定会拓开销路，财源滚滚，大赚一笔，何乐而不为？何况它们看起来玄乎，写起来，却毫不费劲，几乎规范化、标准化了。写作时，把类似文章拿来照抄照搬就行了。更省事的是，把它储存在计算机里，使用时，一按键就把整段调出来了，多么容易！也不必担心人家说你是“文抄公”，大家都一样，彼此彼此，谁还说谁呢？

“三条妙计”中，“帽子、靴子”很好“造”，不用动脑，一挥而就。但如何“填好肚子”我却为难了，不得不再次请教“师兄”，又得了“三有”真传，即“要有令、有劲、有性”。“师兄”进一步教导说：有令，就是要多引用领袖、名人的语录，上级领导的指示、讲话以及经典著作、中央文件、报纸社论的论述，必要时大段大段抄下来就行了。这是“讲话稿”的“灵魂”、“核心”，理论的高度，内容的深度，主要表现于此。有劲，就是指标要高，口气要大，“意识”要强，态度要硬，先讲国内外大好形势，再讲省内外大好形势，再讲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大好形势。提醒一下，这里必须再讲一次“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上级正确领导的结果”，不要怕重复，重复才能加强，才能有劲。在讲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时，要多用“大”，比如大规划，大外贸，大旅游，大交通，大文化，大教育，大干快上等等。要多用“优先”，比如优先跨入现代化，优先迈向城市化，优先实现数字化，优先建成学习型城市等等。还要多用“赶”、“超”、“跨越”以及强化大局意识、强化创新意识、强化服务意识、强化学习意识、强化风险意识、强化……等等。有性，首先申明，这个“性”不是那个“性”，那个“性”太庸俗了，只能在“口头文学”上用一下。讲话稿是很严肃的，不能有任何一点“脏”，一点“黄”。这里讲的性，就是重要性、必要性、典型性、有效性、群众性、层次性、理论性、开创性、特殊性、群体性、个体性、权威性……有“性”才有“新意”，才显得“深刻”，才能显示“水平”。

“师兄”的教导果然很灵，我照此办理，文章很快编成。送给领导，受到了充分肯定。批示曰：“观点鲜明，层次清楚，颇有新意，只要再站得高点，想得深点，写的活点，就更好了。”我知道，这是领导对我的稿子十分满意的表述。所谓高、深、活，不过说说而已，如果挑不出一点毛病，那算什么领导呢？兴奋之余，我拿起“批示”，找到“师兄”，一则谢恩，再则求教，如何写得更高、更深、更活？“师兄”微微一笑，答曰：“核心问题是讲给谁听。”这使我一时陷于糊涂，继而恍然大悟。原来是：此稿表面上是给群众讲的，实质上是让上级听的，否则何必穿靴戴帽，尽情包装，故弄玄虚呢！原来写好讲话稿的真正“奥妙”是首先要解决“讲给谁听”的问题。千条妙计，万条经验，唯此为大。我把此意说给“师兄”，他带着神秘的笑意，连连点头，称赞我：“有悟性，有悟性，孺子可教也！”

作者简介

段柄仁，笔名任炳、任欣，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38年1月生，山西祁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长期在北京市党政领导机关工作。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市人大副主任，《北京志》《北京年鉴》主编，北京秘书学会会长、地方志学会会长、杂文学会会长等。著有杂文集7部，秘书学、方志学、北京学等专著13部。主编北京地方志和年鉴系列，北京地情丛书《京华通览》、《北京百科全书》、《方志百科全书》、《大运河文化辞典》（八卷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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