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总局、省局关于选人用人专项整治工作的部署要求，我紧扣“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全面规范选人用人工作”主题，结合自身岗位职责，通过“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对标上级要求查不足、对接干部群众听意见”，深入查摆了在选人用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深刻剖析了思想根源，明确了整改方向。现将党性分析情况汇报如下：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作为县局党委委员、分管人事工作的副局长，我始终把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及税务系统干部管理规定。但对照总局巡视反馈问题、省局专项检查通报及干部群众意见，仍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一）政治把关“严度”不足，对“首关不过、余关莫论”的把握有偏差

选人用人的首要标准是政治标准，但在具体实践中，我对干部政治素质的考察还存在“虚化”“泛化”问题。

一是考察内容“大而化之”。202*年以来，县局开展3批次科级干部选拔、5批次股级干部调整，虽在方案中明确“突出政治标准”，但考察指标多为“政治立场坚定”“拥护党的领导”等笼统表述，缺乏“可量化、可核查”的具体标准。例如，在202*年某分局副局长选拔中，对考察对象在落实减税降费、疫情防控等重大任务中的政治表现仅作“较好”定性评价，未深入核查其具体行动和群众口碑。

二是考察方式“浅尝辄止”。政治素质考察多依赖个别谈话、民主测评等传统方式，对“八小时外”政治表现、重大事件中的政治立场缺乏延伸了解。202*年，某干部因参与封建迷信活动被群众举报，经查其日常工作中“表面合规”，但考察时未通过家访、社区走访等方式深挖思想动态，暴露出政治考察的“盲区”。

三是结果运用“刚性不足”。对政治表现一般的干部，存在“提醒教育代替组织处理”的倾向。202*年，某股级干部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发表不当言论，虽被批评教育，但未影响其年度考核评优，未能形成“政治不过关、一切不过关”的鲜明导向。

（二）程序执行“精度”不够，对“规范操作”的要求有松懈

选人用人程序是确保公平公正的“生命线”，但在实际操作中，我对细节的把控还存在“打折扣”现象。

一是民主推荐“质量不高”。部分干部对民主推荐的严肃性认识不足，存在“凭关系打分”“随大流投票”问题。202*年股级干部推荐中，某岗位推荐得票前3名干部的群众认可度调查显示，2人“业务能力一般”“群众基础薄弱”，反映出推荐环节存在“人情票”“印象票”干扰，而我未及时采取“二次推荐”或“延伸谈话”等方式纠偏。

二是考察谈话“深度不够”。考察组人员多为临时抽调，对谈话技巧、政策把握不熟练，导致谈话内容“浮在表面”。202*年某税务所所长考察中，谈话对象仅反馈“工作认真”“团结同事”，未触及“担当不足”“创新意识弱”等关键问题，而我作为分管领导，未严格审核考察报告，导致“带病提名”风险。

三是任前公示“效果不佳”。公示范围局限于机关大楼公告栏，对基层分局干部覆盖不足；公示内容仅列姓名、职务，未公开德能勤绩廉等具体信息。202*年某干部任前公示期间，基层分局2名干部反映其“存在吃拿卡要苗头”，但因公示渠道单一，问题线索未能及时收集，事后虽核查澄清，但影响了干部选拔的公信力。

（三）日常管理“力度”不实，对“严管厚爱”的平衡有欠缺

干部管理是选人用人的“后半篇文章”，但我在“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上还存在“重选轻管”倾向。

一是跟踪培养“链条断裂”。对新任职干部的“扶上马、送一程”不够到位。202*年新提拔的3名股级干部中，2人因“业务不熟、协调能力弱”导致工作推进缓慢，而我未及时组织“一对一”导师结对或专题培训，干部成长周期延长。

二是监督约束“抓小不紧”。对干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202*年，某干部因“迟到早退频繁”被考勤系统预警，分管股室仅口头提醒，我未督促启动“谈话诫勉”程序，导致其后来因违反工作纪律被通报批评，教训深刻。

三是激励关怀“形式单一”。干部考核“平均主义”仍有市场，202*年度考核中，业务股室与后勤股室优秀指标分配“一刀切”，导致“多干多错、少干少担”的消极情绪；对基层分局干部的生活困难（如通勤不便、子女入学难）关注不够，202*年某分局3名干部因家庭原因申请调岗，反映出人文关怀的“温度”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