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习研讨方面（5个）

1．学习内容是否存在“碎片化”，未系统覆盖纪律规定及其实施细则核心要求？部分单位仅零散学习领导讲话摘要，未组织研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相关条款，导致党员对“禁止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公务接待标准”等具体要求掌握模糊。例如，某基层单位在学习中仅播放10分钟解读视频，未开展原文学习，后续检查中发现3名干部不清楚“公务用车使用范围”。

2．研讨是否流于形式，未结合岗位实际查摆潜在风险？一些部门研讨时“照本宣科”，缺乏结合岗位职责的深度分析。如某窗口单位在研讨中仅泛谈“服务群众”，未针对“一次性告知不到位可能引发的吃拿卡要风险”“群众赠送土特产如何规范拒绝”等具体场景展开讨论，导致后续出现1起工作人员接受管理服务对象茶叶的问题。

3．学习是否覆盖所有层级，存在“上热下冷”现象？部分单位学习教育仅停留在领导班子和中层干部层面，对基层一线人员覆盖不足。例如，某国企在“回头看”中发现，总部机关开展了5次学习，而下属车间仅开展1次，且参与人员不足60％，多名一线职工对“违规操办婚丧喜庆”的界定标准完全不了解。

4．是否存在“学用脱节”，学习成果未转化为具体措施？一些单位学习后未制定针对性改进举措，导致问题反复出现。如某县区在学习中强调“精简会议”，但未结合实际制定“会议审批流程”“时长限制”等具体办法，3个月内仍召开了12次可合并的业务会议，与学习要求脱节。

5．学习效果评估是否缺位，未通过测试等方式检验成效？多数单位未建立学习效果评估机制，仅以“签到表”“会议记录”作为完成依据。例如，某市直部门在“回头看”中对20名干部进行突击测试，发现11人不能准确回答“违规发放津贴补贴的具体表现”等基础问题，暴露出学习浮于表面。

二、查摆问题方面（5个）

6．查摆是否避重就轻，对显性问题遮掩、隐性问题忽视？部分单位在查摆问题时“挑软拣硬”，对“办公用房面积超标”“公车私用”等显性问题轻描淡写，对“电子红包收礼”“快递邮寄礼品”等隐形变异问题避而不谈。例如，某单位自查报告中仅提及“会议材料打印过多”，未涉及“通过微信转账收受管理服务对象节日红包”的隐性风险，后续被上级督查发现2起相关问题。

7．是否对照最新要求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存在“老问题反复查、新问题无人管”？一些部门未结合中央最新通报案例更新查摆重点，对“数字化形式主义”（如过度要求工作群打卡、重复填报电子表格）等新问题缺乏关注。如某乡镇仍沿用2020年的问题清单，未加入“疫情防控中违规发放补助”“短视频平台变相公款旅游”等新情形，导致出现1起干部用公款购买抖音推广服务的违规行为。

8．是否深入基层调研，查摆问题脱离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部分单位查摆问题仅靠“内部座谈”，未面向群众征求意见，导致遗漏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例如，某县民政部门自查时未发现“低保审批中存在的推诿扯皮问题”，但“回头看”中通过群众问卷发现，有23％的受访者反映“工作人员要求提供不必要证明”，这一问题未被纳入前期查摆范围。

9．对历史问题整改是否“打折扣”，存在“纸上整改”现象？个别单位对过往检查发现的问题整改不彻底，仅以“情况说明”代替实际整改。如某单位2023年被指出“公务接待陪餐人数超标”，2024年“回头看”时发现，该单位仅修订了制度，但未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教育提醒，且2024年1－5月仍有3次陪餐人数超标的记录。

10．是否存在“选择性查摆”，对“关键少数”监督缺位？一些部门查摆问题时侧重普通干部，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存在盲区。例如，某局在自查中仅指出科员“加班餐超标”，未查摆局长“违规使用单位车辆回家探亲”“在私人会所接待客商”等问题，直到上级巡察时才被发现。

三、组织领导方面（5个）

11．“第一责任人”是否切实履责，存在“甩手掌柜”现象？部分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部署、过问学习教育“回头看”工作，将任务全部交由纪检部门或办公室，导致推进力度不足。例如，某单位党委书记在“回头看”期间仅参加1次动员会议，未审阅问题清单、未听取整改汇报，后续检查中发现该单位问题整改完成率仅40％，远低于平均水平。

12．班子成员是否落实“一岗双责”，对分管领域督导不力？一些班子成员认为“回头看”是纪检部门的事，对分管科室的学习教育疏于指导。如某副县长分管的民政系统在“回头看”中问题较多，但该副县长未参加分管部门的任何一次学习研讨，未对低保发放、救助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的风险点进行提示，导致出现2起优亲厚友的违规案例。

13．牵头部门是否统筹协调到位，存在“单打独斗”现象？部分单位由纪检组单独推进“回头看”，未联合办公室、人事、财务等部门形成合力。例如，某区政府办公室未与财政局联动，导致在检查“三公经费”时，仅查看账面支出，未核实“会议费转嫁下属单位”的问题，直到审计部门介入才发现，该区2023年有5次会议费用由下属国企垫付。

14．是否建立长效机制，存在“一阵风”式推进倾向？一些单位“回头看”仅为应付检查，未建立常态化监督机制。如某单位在上级部署后突击开展1个月学习整改，但未将八项规定精神学习纳入年度党建计划，也未建立季度自查、半年通报等制度，“回头看”结束后3个月内，违规问题反弹率达40％。

15．对整改责任是否“层层压实”，存在“责任下移”现象？个别单位将整改责任全部推给基层，机关层面“只提要求不解决问题”。例如，某市直部门在发现下属单位“办公用房紧张导致面积超标”后，未统筹协调房源调整，仅要求下属单位“自行整改”，导致问题拖延半年未解决，期间还被上级通报批评。

四、开门教育方面（5个）

16．是否公开学习教育进展，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多数单位未将“回头看”的学习计划、整改清单等向群众公开，导致监督渠道不畅。例如，某乡镇在“回头看”中开展了多项整改，但未通过政务公开栏、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公示，群众对“违规收费问题是否解决”“低保发放是否规范”等不知情，满意度调查显示仅有28％的群众了解此次活动。

17．征求意见是否“走过场”，未真正倾听群众呼声？一些单位征求意见时仅发放纸质问卷，且设置在机关大厅，普通群众难以接触。如某社区服务中心在征求意见时，仅向办事群众发放50份问卷，未深入小区走访，导致遗漏“工作人员上班时间刷短视频”“对老年人态度生硬”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18．是否存在“怕揭短”心理，对群众反映问题处理不及时？个别单位对群众举报的问题“捂盖子”，处理不及时或敷衍了事。例如，某单位收到群众举报“某科长接受宴请”，但未开展核查，仅以“没有证据”为由搁置，3个月后该科长再次因同类问题被查处，造成不良影响。

19．开门整改是否有实效，整改结果未向群众反馈？部分单位对群众提出的问题整改后，未及时反馈结果，导致群众参与感不强。如某医院在“回头看”中收到群众“挂号排队时间长”的建议，虽增设了2个窗口，但未通过公告、电话等方式告知提议群众，群众仍认为“问题未解决”，后续投诉率未下降。

20．是否拓宽监督渠道，对新媒体平台留言回应滞后？一些单位未利用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收集意见，对网民留言回应不及时。例如，某县在“回头看”期间，有网民在抖音反映“某景区乱收费”，但该县未安排专人监测，5天后才发现并处理，此时该视频已获赞1.2万，造成负面舆情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