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急功近利

1. 只顾当前，不顾长远。热衷于短期内能见效的“短平快”项目，不愿在打基础、利长远的基础设施、生态环保、基础教育等周期长的领域投入精力财力。例如：为追求任期内GDP增速，将预算资金大量投入楼堂馆所或短期收益高的产业，对农田水利、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基础工程敷衍塞责。

2. 寅吃卯粮，透支未来。不顾财政承受能力，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和举债搞建设，给后续发展留下沉重包袱和风险隐患。例如：盲目上马大型工业园区或新城项目，导致大量土地闲置、地方债务高企。

3. 急功近利，拔苗助长。在产业发展上，不遵循市场规律和产业培育周期，强推“速成”项目，甚至弄虚作假包装成绩。例如：要求农业项目当年种植、当年挂果、当年见效，或要求招商项目签约即开工，导致大量形式主义或烂尾工程。

4. 忽视全面，片面增长。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对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口头重视、行动忽视，甚至为增长牺牲安全底线。例如：为完成经济指标，降低环保准入门槛，默许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违规生产。

5. 层层加码，脱离实际压任务。为了显示决心或追求“高指标”，不顾基层实际承受能力，层层分解任务、层层提高标准，迫使基层造假应付。例如：上级要求拆除违建X平方米，下级为了“超额完成”，把一些合法的临时建筑也纳入拆除范围。

6. 贪多求快，盲目铺摊子。对创新项目缺乏科学论证和风险评估，看到风口就一哄而上，导致资源浪费和同质化竞争。例如：各地争相建设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产业园，但缺乏相关产业基础和人才支撑，大部分陷入困境。

7. 急功近利，追求“速效创新”。要求创新工作立竿见影、马上见效，对于那些需要长期投入、久久为功的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等创新领域缺乏耐心和支持。例如：对科研项目的考核，要求一年内必须有专利、有产品，逼得科研人员只能做短平快的“包装型”研究。

8. 拍脑袋决策，唯上不唯实。不深入调查研究，不了解实际情况，仅凭个人经验、主观臆断或为了迎合上级偏好做决策。例如：未经过充分论证和民意调查，就决定在城市中心大面积移植名贵树种，因“水土不服”导致大量死亡。

9. 论证不足，盲目跟风。看到其他地方搞什么成功，就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导致产业同质化、项目雷同化，缺乏特色和竞争力。例如：多地一哄而上搞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结果大部分因缺乏产业支撑而“空心化”。

10. 风险评估，形同虚设。对于重大决策的社会稳定、环境、经济等风险评估敷衍了事，甚至为让项目上马而刻意低估风险，为后续矛盾埋下隐患。例如：在化工园区选址时，对周边居民区距离、水源保护等风险评估不足，引发群体性事件。

二、形象工程

1. 好大喜功，贪大求洋。不顾本地财力和实际需求，盲目攀比，追求“全国第一”“亚洲最大”，建设超标准、超规模的标志性建筑或项目。例如：县级市举债建设超五星级酒店、国际会展中心，建成后使用率极低，成为财政负担。

2. 重城轻乡，发展失衡。将大部分资源倾注于城市新区、开发区建设，打造“光鲜亮丽”的城市名片，忽视乡村振兴和城乡协调发展，导致城乡差距拉大。例如：集中财力建设城市景观大道、地标建筑，而农村道路、饮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欠账严重。

3. 重“政绩工程”，轻“民生实事”。把大量资金投向所谓的“亮点工程”，而对群众迫切需要的背街小巷整治、农贸市场改造、停车位建设等民生“微实事”投入不足。例如：城市主干道反复开挖、反复修建，而一些老旧小区的下水道堵塞、路灯不亮问题长期无人过问。

4. 重物轻人，见物不见人。热衷于大广场、宽马路、摩天楼等“硬件”建设，对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民生“软件”投入不足，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和生活品质提升。例如：城市建设中，绿地、停车场、公厕、社区医疗点等便民设施配套严重不足。

5. 重“盆景”轻“风景”，搞典型包装。热衷于打造几个“样板间”“示范点”，把所有资源都堆上去，使其“好看”，而忽略了面上工作的整体推进和普遍提升。例如：为了展示扶贫成效，集中打造几个明星村，投入大量资金，而其他贫困村依旧面貌不改。

6. 脱离实际，标新立异。不顾本地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文化传统，强行推行所谓“先进理念”“创新模式”，结果水土不服，劳民伤财。例如：在欠发达地区强行推广一线城市的“共享单车”模式，因缺乏维护和运营条件，最终变成一堆废铁。

7. 把“试点”当“特权”，吃偏饭。搞创新试点时，把所有优势资源都集中到试点单位，使其在特殊政策、资金支持下“成功”，这种成功模式根本不具备可复制性、可推广性。例如：为打造“智慧城市”试点，投入远超常规的财政资金和顶级技术团队，成功后却无法在其他城市推广。

8. 重“硬件”创新，轻“软件”配套。热衷于购置新设备、建设新平台，但相应的体制机制改革、人才培养、应用推广跟不上，导致先进设备“沉睡”或利用率低下。例如：花巨资购买先进医疗设备，但缺乏能操作的医生，或者设备维护成本高昂，只能闲置。

9. 搞形式主义调研，作秀走过场。下基层调研“嫌贫爱富”，去的地方都是精心准备的“参观点”，见的人都是筛选过的“群众代表”，听不到真话，了解不到实情。例如：调研路线提前安排，群众“被谈话”，反映的问题都是事先“彩排”好的。

10. 闭门造车，脱离群众。决策过程不听取群众意见，不尊重群众意愿，甚至与民争利，导致决策出台后群众不认可、不买账。例如：城市规划中，未征求居民意见就决定拆除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街区，引发群众强烈反对。

三、统计造假

1. 统计造假，数据注水。在统计数据上做手脚，虚报浮夸，瞒报漏报，以求在考核中“脱颖而出”。例如：为了完成招商引资任务，将未实际到位的资金计入统计，或重复计算同一项目。

2. 篡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数据。为追求GDP增速，指使统计人员篡改企业上报数据，将负增长改为正增长。例如：某县统计局按领导要求，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由-2%修改为8%。

3. 瞒报漏报，掩盖问题。对安全生产事故、环境污染事件等故意瞒报、漏报，以维持良好形象。例如：发生安全事故后，只上报轻微伤，隐瞒死亡人数。

4. 干扰统计调查，强令或授意造假。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强令统计机构或人员按指定数据上报，甚至伪造统计凭证。例如：为达到脱贫标准，要求基层将贫困户收入虚报至达标线以上。

5. 在统计上搞双重标准，内外有别。向上级报送一套数据，内部掌握另一套数据。例如：向上级汇报时夸大招商引资成果，内部评估时则显示实际落地很少。

6. 为了政绩考核，在节能减排、就业等指标上弄虚作假。例如：将关停的企业仍计入能耗基数，或者将临时工计入稳定就业。

7. 在人口普查、经济普查等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中，配合调查对象造假，影响数据质量。例如：为了地方利益，劝说企业瞒报营业收入，以降低税收基数。

8. 利用统计数据进行形象包装，将预计数、规划数当作已完成数上报。例如：将计划明年完成的投资额，提前计入今年完成额。

9. 对不同来源的数据不进行核实，选择性采用对自己有利的数据。例如：在汇报时采用预测的高增长数据，而不采用统计部门核实的低速数据。

10. 对统计违法行为包庇纵容，查处不力，甚至为造假者“站台”。例如：统计执法检查时，提前通风报信，帮助造假单位应付检查。

四、新官不理旧账

1. 新官不理旧账，对前任确定的工作思路和项目推倒重来。工作缺乏连续性，导致基层无所适从，工作原地踏步。例如：农业部门今年主推种植A作物，明年换了领导又主推B作物，农民无所适从，产业发展受阻。

2. 对前任签订的合同、承诺的政策，以“不知道”“不管”为由拒绝履行。例如：前任政府承诺给企业的税收优惠，新领导上任后以不符合新政策为由不予兑现，损害政府公信力。

3. 对前任任期内形成的债务、遗留问题，采取“鸵鸟政策”，能拖则拖，不愿接手解决。例如：前任留下的工程欠款，新班子以“不是我经手”为由拒绝支付，导致施工方长期讨薪。

4. 对前任已批准但在建的项目，新领导认为不是自己政绩，便消极支持甚至叫停，造成“半拉子”工程。例如：前任规划的学校项目已开工，新领导认为选址不好，强令停工另选新址，造成巨大浪费。

5. 对前任遗留的信访积案，新官不愿触及矛盾，推诿应付，导致问题久拖不决。例如：群众反映的征地补偿问题，历经几任领导都未解决，新领导以“历史遗留问题复杂”为由继续搁置。

6. 不承认前任作出的干部人事安排，随意调整岗位，影响队伍稳定。例如：前任刚提拔的干部，新领导以“未经过考察期”为由，重新安排到边缘岗位。

7. 对前任制定的发展规划、行动计划束之高阁，另搞一套，导致工作缺乏连续性。例如：前任制定了五年文旅发展规划并已实施两年，新领导上任后认为不符合自己思路，重新制定规划，前期投入浪费。

8. 新官上任后，急于撇清与前任的关系，对其工作全盘否定，造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混乱局面。例如：新领导在公开场合批评前任工作一无是处，导致干部思想混乱，无所适从。

9. 对前任遗留的未完成的民生实事，不愿继续投入，任其烂尾。例如：前任启动的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因新领导不重视而中途停滞，群众怨声载道。

10. 在交接过程中，故意隐瞒重要信息或问题，让继任者“接烂摊子”，而后任又以此为由推卸责任，形成恶性循环。例如：前任离任前突击花钱、突击上项目，留下巨额债务和一堆烂尾工程，后任以此为由不积极解决，造成更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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