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化思想认识方面

1.政治理论学习存在“温差”，学用结合不够紧密。部分党员干部对党的创新理论学习仍停留在“读过”“学过”层面，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仍有差距。学习形式较为单一，多依赖集中学习、文件传达，个人自学缺乏系统性和主动性，导致对“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等重大战略思想的理解浮于表面。例如，在组织学习中央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时，未能紧密结合我市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转型需求，仅将其简单理解为技术升级或设备更新，忽视了在制度创新、要素配置、产业链协同等方面的深层内涵，未能有效转化为推动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和传统产业焕新的政策举措。

2.“第一议题”制度执行存在形式化倾向。虽然能够按要求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作为各类会议的“第一议题”，但部分场合存在“为学而学”“学用脱节”现象。学习内容与发改核心业务结合不紧，未能真正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经济形势研判、重大项目谋划和改革任务推进。如在研究我市“十五五”规划前期重大课题时，虽组织学习了总书记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但在后续讨论中，更多聚焦于指标测算、项目包装等技术性问题，未从国家战略高度深入分析我市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功能定位与路径选择，削弱了政治引领实效。

3.思想解放不够，改革创新锐气不足。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区域竞争加剧的新形势，部分同志习惯沿用传统思维和既有路径，对标先进地区、借鉴成功经验的主动性不强。在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优化、绿色低碳转型等重点领域改革时，存在“求稳怕错”心态，缺乏敢闯敢试的魄力。例如，在探索建立我市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试点等工作中，因担心政策风险或操作复杂，推进节奏偏慢，未能抢抓国家和省政策窗口期，错失先行先试机遇。

二、党性修养方面

1.宗旨意识有所弱化，联系服务群众不深不实。随着工作任务日益繁重，部分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研频次减少，“坐在办公室听汇报多、走进企业农户问需少”。对群众和市场主体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有时交办多、督办少，跟踪问效不到位。如今年初有企业反映我市部分产业园区电力配套滞后，影响项目投产。虽已转交相关部门协调，但未亲自跟进落实，导致问题解决周期拉长，影响企业信心，反映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得不牢。

2.斗争精神有所退化，原则性有待加强。在处理跨部门协调难题或历史遗留问题时，存在“老好人”思想，怕得罪人、怕影响关系，不愿动真碰硬。在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上，批评与自我批评“辣味”不足，多以工作建议代替思想交锋，未能真正达到“红脸出汗、排毒治病”的效果。例如，在推进某重点交通项目征地拆迁过程中，面对个别单位推诿扯皮、进度滞后，仅以会议调度为主，未对责任单位负责人进行严肃约谈，导致整体工期延误。

3.纪律规矩意识需进一步强化。能够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但在执行纪律规定及其要求方面，对“小事小节”警惕性不高。如下乡调研时，对基层单位安排的略超标准的工作餐，有时出于“顾及情面”未坚决拒绝；在公务接待、差旅报销等环节，虽未违规，但审核把关不够严格，存在“差不多就行”的模糊认识，未能做到时时处处自警自省。

三、规范权力运行方面

1.“三重一大”决策程序执行不够严谨。在分管领域涉及重大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等事项决策时，有时因前期沟通充分，会上讨论环节简化，民主集中制原则落实不到位。如审议某市级重点项目补助资金时，侧重介绍项目优势，压缩了其他成员质询时间，客观上影响了集体决策的充分性和科学性。

2.权力边界把握不准，存在“越位”与“缺位”并存现象。在应急处突或重点工作推进中，偶有直接干预下级单位具体事务的情况，削弱了基层自主决策能力；同时，对能耗双控、重大项目要素保障等需多部门协同的复杂任务，协调推动力度不足，存在“发文了事”倾向，未能形成工作闭环。

3.项目和资金监管存在薄弱环节。对分管领域的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债、乡村振兴补助等专项资金使用的全过程监管不够到位，过度依赖业务科室和第三方审核，主动开展穿透式检查、随机抽查较少。曾有个别项目因工程量虚报被审计指出，暴露出末端监管缺位、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四、从严监督执纪方面

1.“一岗双责”落实不到位，压力传导层层递减。存在“重业务、轻党建”倾向，与分管处室谈工作多、谈廉政少。对关键岗位干部日常教育管理偏松偏软，未针对发改系统在项目审批、资金分配、价格监管等高风险环节建立常态化廉政提醒和风险排查机制。此前某下属单位干部在物资采购中违纪被查，反映出日常监督失之于宽。

2.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运用不充分。对干部作风漂浮、服务意识淡薄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多采取私下提醒，很少正式谈话或通报批评，未能形成有效震慑。如群众反映某窗口人员态度生硬，仅口头要求整改，未举一反三开展作风整顿，导致类似问题反复发生。

3.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不够精准有效。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岗位的风险点识别仍停留在制度文本层面，缺乏动态评估和智能预警手段。关键岗位轮岗交流制度执行不严，内控制度更新滞后，难以有效防范“熟人社会”下的利益输送风险。

五、担当作为方面

1.攻坚克难韧劲不足，存在回避矛盾倾向。对产业结构调整、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等硬任务，存在畏难情绪，推进力度不够。如我市部分园区低效用地盘活进展缓慢，主要因涉及企业利益复杂，未能拿出系统性解决方案，仅靠政策引导，缺乏强力推动。

2.工作作风不严不实，形式主义仍有表现。“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现象尚未根除。迎检迎考中过度注重材料美化、路线打造，忽视面上整体提升。如在迎接省级高质量发展考核时，集中资源打造“样板点”，对非迎检区域问题关注不足，背离了实事求是原则。

3.改革创新动能不足，政策落地“上下一般粗”。对国家和省出台的重大改革部署，结合我市实际创造性转化不够。如在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建设智慧能源体系等工作中，方案照搬上级模板，缺乏本地化应用场景设计和试点突破，导致政策效能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