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数据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是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的“参谋部”，更是检验政策执行成效的“度量衡”。然而，统计造假行为不仅扭曲数据真实性，更对政治生态造成深层次、系统性破坏。云南省曲靖市曾发生的统计造假典型案例，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深刻揭示了统计领域弄虚作假与政治生态恶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今天，围绕“统计造假与政治生态恶化”这一主题，结合曲靖案例谈几点认识和思考。

一、深化思想认知，领悟统计造假与政治生态关联要义

统计工作从来不是单纯的业务工作，而是关乎政治原则、政治立场的重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不仅影响党和政府决策判断，更会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深刻阐明了统计工作与政治生态的内在联系。

（一）统计数据的政治属性决定其与政治生态的关联性。统计数据是党和政府制定发展战略、出台政策措施的重要依据，其真实性直接关系到决策的科学性。在曲靖市统计造假案例中，当地为追求“政绩好看”，通过编造工业增加值、虚报固定资产投资等方式篡改统计数据，导致上级对当地经济发展实际情况产生误判，进而影响了区域产业布局、资源配置等重大决策。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对党的事业不忠诚、对人民利益不负责，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政治生态出现偏差的典型表现。

（二）统计纪律的严肃性彰显其对政治生态的保障性。统计纪律是党的纪律的重要组成部分，遵守统计纪律是党员干部讲政治、守规矩的基本要求。曲靖市统计造假案中，当地形成了“上下联动”的造假链条：企业按“指定数据”填报报表，乡镇统计员“指导”企业修改数据，市级部门“审核把关”造假材料，甚至出现“数据先定后报、报表按需编造”的操作模式。这种有组织、成体系的造假行为，严重违反《统计法》和政治纪律，破坏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良风气蔓延，直接侵蚀了政治生态的根基。

（三）统计公信力的权威性映射政治生态的健康度。统计数据的公信力源于真实性，而公信力的高低直接反映政治生态的清明程度。曲靖市在统计造假被查处后，不仅经济数据“断崖式回调”，更导致群众对政府公布的就业、收入、民生投入等数据产生普遍质疑，出现“官方数据与群众感受脱节”的信任危机。这种公信力的丧失，本质上是政治生态受损的外在表现——当“数字政绩”凌驾于“实绩实效”之上，当“弄虚作假”替代“求真务实”，政治生态必然出现“雾霾”，党群干群关系也会随之疏远。从曲靖案例看，统计造假与政治生态恶化是“共生共荣”的恶性循环：不良政治生态为统计造假提供土壤，统计造假反过来加剧政治生态恶化。只有从政治高度认识统计工作，才能真正把握二者关联的核心要义。

二、剖析恶劣影响，洞察统计造假对政治生态深层危害

统计造假的危害绝非“数字失真”那么简单，而是像一颗“毒瘤”，从多个维度对政治生态造成系统性破坏。曲靖市统计造假案的后续影响，充分暴露了这种危害的隐蔽性、长期性和严重性。

（一）损害党的执政根基，动摇政治信任基石。党的执政基础在于人民信任，而信任的前提是求真务实。曲靖市在统计造假期间，通过虚增GDP、夸大产业规模等方式营造“发展假象”，导致上级对当地发展能力的评估严重偏高，进而将大量项目、资金向“虚假优势产业”倾斜。但虚假数据无法掩盖实际问题：当地中小企业因资源错配陷入经营困境，群众就业、收入增长等实际利益受损，最终引发“政策承诺与现实落差”的不满情绪。数据显示，造假问题曝光后，曲靖市*县的群众信访量同比上升42％，其中80％涉及“政策落实不到位”“发展承诺不兑现”等问题。这种信任危机从对统计数据的质疑，逐渐蔓延到对党委政府整体工作的不信任，直接削弱了党的执政根基。

（二）扭曲干部政绩导向，败坏政治风气。统计造假背后，是“唯GDP论英雄”的错误政绩观在作祟，而这种错误导向会迅速污染政治风气。在曲靖案例中，当地形成了“数据造假有功、如实上报受批”的畸形氛围：*乡镇统计员因拒绝编造数据被调离岗位，而另一名“擅长”虚报数据的干部则被提拔为统计部门负责人。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导致干部队伍中出现“比造假能力、赛虚报水平”的歪风，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被抛弃，投机取巧的“捷径思维”盛行。更严重的是，造假行为往往伴随权力寻租——当地部分干部通过修改企业数据为“人情企业”谋利，甚至形成“造假－获奖－晋升”的利益链条，进一步滋生腐败，败坏政治生态。

（三）破坏制度执行刚性，瓦解政治规矩。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统计造假本质上是对制度的公然践踏，会严重削弱制度权威。曲靖市统计造假案中，从企业填报的基层报表，到县级初审、市级终审的全流程，都有明确的制度规定和审核程序，但这些制度被集体架空：企业伪造生产台账应付检查，统计部门对明显异常的数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监管部门的抽查变成“提前打招呼的走过场”。这种“有制度不执行、有规矩不遵守”的行为，形成了“制度无用论”的负面示范，导致其他领域的制度执行也出现松动——如环保数据造假、安全生产记录造假等问题接踵而至，最终形成“破窗效应”，使制度防线全面失守，政治生态失去刚性约束。

（四）阻碍科学决策实施，拖累发展全局。虚假的统计数据会导致决策偏离实际，而错误的决策又会加剧发展矛盾，反过来对政治生态产生持续冲击。曲靖市因虚假的“工业增长数据”，盲目扩大工业园区规模，导致土地闲置、债务高企——截至造假被查处时，当地工业园区的闲置厂房面积达150万平方米，政府隐性债务较合理水平超出30％。为掩盖问题，当地又通过“拆东补西”“寅吃卯粮”等方式继续造假，形成“造假－决策失误－更深层次造假”的恶性循环。发展中的矛盾不断积累，最终转化为干部队伍的焦虑情绪、群众的不满情绪，使政治生态在“发展困境”与“信任危机”的双重压力下持续恶化。从曲靖案例可以看出，统计造假对政治生态的危害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从数据失真到决策失误，从风气败坏到信任流失，从制度失效到发展受阻，最终形成“政治生态污染－治理能力下降－问题积重难返”的恶性闭环。

三、探究根源成因，挖掘统计造假致政治生态恶化因素

统计造假并非孤立现象，其背后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深入剖析曲靖市统计造假案的根源，才能找到政治生态恶化的“病灶”所在。

（一）政绩考核体系异化：错误导向催生造假动机。考核指挥棒的偏差，是统计造假的“源头活水”。曲靖市在造假期间，地方政府将GDP增速、工业增加值等指标作为干部考核的“硬杠杠”，甚至出现“一票否决”的刚性要求。*县领导在会议上公开表示：“数据达不到预期，不仅班子评先受影响，每个人的绩效奖金都要打折扣。”这种“唯指标论”的考核体系，导致干部队伍中形成“为数据而工作”的错位认知——只要数据好看，实际工作可以“打折扣”；只要排名靠前，发展质量可以“放一边”。在这种导向下，统计数据从“工作成果的反映”变成“考核过关的工具”，造假行为自然成为一些干部的“无奈选择”和“生存策略”，政治生态也随之被“数字至上”的错误观念污染。

（二）权力运行监督缺位：制度漏洞放任造假行为。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统计领域也不例外。曲靖市统计造假之所以能持续多年，关键在于监督机制的全面失效：从内部监督看，统计部门与地方政府存在“利益绑定”，对数据异常的情况“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从外部监督看，上级检查多采用“听汇报、看材料”的方式，缺乏深入企业、走访群众的实地核查，甚至出现“提前透露检查名单”的情况；从技术监督看，数据联网直报系统存在漏洞，企业数据可以“先报后改”，统计部门拥有“后台修改权限”，为造假提供了操作空间。监督缺位导致造假行为“低风险、高收益”，一些干部从“试探性造假”到“系统性造假”，政治生态在“无人管、无人问”的环境中逐渐恶化。

（三）责任追究力度不足：惩戒疲软助长造假底气。“违法成本低”是统计造假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曲靖市在造假问题被发现前，曾多次出现数据异常被上级约谈的情况，但处理方式多为“批评教育”“责令整改”，没有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实质性问责。这种“高举轻放”的惩戒模式，传递出“造假代价小”的错误信号，导致一些干部产生“侥幸心理”：*参与造假的干部在忏悔书中写道：“觉得大家都在改数据，就算查到了也不会重罚，没想到会这么严重。”惩戒力度不足不仅让造假者有恃无恐，更让遵纪守法者感到“不公平”，形成“老实人吃亏、造假者得利”的逆向激励，政治生态中的“正能量”被不断消耗。

（四）政治文化建设薄弱：价值扭曲滋生造假土壤。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态的“灵魂”，当求真务实的文化被抛弃，造假行为就会成为“潜规则”。曲靖市统计造假案中，当地干部队伍中逐渐形成了“造假有理”的扭曲观念：将“数据包装”视为“工作能力”，将“集体造假”视为“团结协作”，将“瞒报虚报”视为“为了地方发展”。这种错误认知背后，是理想信念的滑坡——一些干部忘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背离了“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个人政绩置于群众利益之上；是职业操守的缺失——统计人员放弃了“数出有据”的原则，沦为“数据造假的工具”；是责任担当的弱化——面对造假行为，多数人选择“沉默旁观”，甚至“主动参与”，形成“法不责众”的集体失范。政治文化的扭曲，使造假行为从“个别现象”演变为“群体行为”，政治生态也随之滑向“劣币驱逐良币”的深渊。从曲靖案例看，统计造假致政治生态恶化的根源，是“考核导向偏差－监督机制失效－惩戒力度不足－政治文化扭曲”的叠加作用。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强化，最终使统计领域成为政治生态的“重灾区”。